今天晚上我演講的題目是《弄花香滿衣——閱讀大學的六種方式》。首先談談“上大學”和“讀大學”的區別。外國人到中國來，常對中國語言的表達感到疑惑。中國人講“吃食堂”，外國人就問老師：“食堂怎麼可以吃呢？那麼‘吃’北京飯店可不可以呢？”老師想了想說：“也可以”。什麼東西能吃什麼東西不能吃，中國人是憑語感的。引申過來，“上大學”就是到大學裏讀書，那麼“讀大學”就不一樣了。大學是一個機構，一個知識共同體。你在這裏不僅僅是在念書，也是在感受這個機構，閱讀這個地方。很多人只是在這裏“念書”，沒有在這裏“閱讀”。“上大學”講的是在大學裏讀書、上課、嬉戲、遊樂；“讀大學”則是把大學作為一種教育形式、社會組織、文化精神來閱讀。同樣是讀大學，你在浙大，我在北大，他在南大，有什麼差別呢？差別就在於不同的校園氛圍。
今年（2007年——編者注）是恢復高考三十周年，因為我是77級的，不斷有人來請我談高考的問題。我覺得談論往事，更多的是為了展望未來。中國大學往哪走、怎麼走？跟你我都有關，不要覺得自己是小人物就覺得事不關己。下麵，我談六個話題，也就是閱讀大學的六種方式。
作為話題的大學
在今日中國，“大學”已經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媒體上也經常會出現關於大學的報導。但在國外，大學是個十分安靜的地方。除非出現諾貝爾獎等重要事件，否則，關於大學的報導是不會出現在報紙的頭條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其一，近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的各項改革進程，和大學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二，擴招後，大學也和千家萬戶聯繫起來。國外的大學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基本已經定型了，我們的大學還在不斷地發展之中。
什麼是我們最關注的大學新聞？是1998年開始的大學擴招，它與你我的學習和生存狀態都息息相關。十年之間，我們的大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7年，有關部門發佈的數字表明，我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達到700多萬，而且還在增長。即便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中國大學生人數天下第一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現在的校園再也不是當年孤高的那個象牙塔了。大眾關注大學的現狀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納稅人，我有權知道大學的錢是怎麼花的，有沒有挪用其他的款項？但是我希望媒體在這樣的關注中能走出憤青的思路，而作出理性的思考。
這些年來，中國大學的話題被三種力量所糾纏：政治化、娛樂化、商業化。政治家和傳媒通過政治角度和娛樂角度來闡釋大學、解讀大學。作為文化人、讀書人、學生，你怎麼看大學呢？我覺得，所有搞教育的人都是理想主義者。因為搞教育的人常說“百年樹人”，他們的核心思路就是：只要耕耘必有收穫、只要付出必有回報。“著眼未來”是教育家的想法。
作為文本的大學
我談大學有一個特點，就是把文學研究的趣味和思路帶到教育研究的問題上來，有關大學的傳說、趣事是我關注的東西，而不是管理制度問題，資金籌款問題。有些教育學的專家認為我談教育“別具一格”。我覺得，所謂“別具一格”就是不避雅俗，兼具文史，在敘述和議論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是我談大學的方式。這樣以後，我就特別關心作為文本的大學。
什麼是文本？文本可以是大而無當的資料書籍，可以是引人深思的人物傳記。比如描述西南聯大的資料，不同體裁所表現的西南聯大是不同的。這本《國立西南聯大校史》是正史性質的，《國立西南聯大史料》是收集所有西南聯大的史料，《未央歌》是鹿橋四十年代寫的，五十年代出版的，在臺灣發行的關於聯大生活的長篇小說。同一個故事在校友、在小說家、在史學家中會折射出不同的效果。
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是制度的競爭，同時也是大學的競爭。二十一世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受制於大學的發展狀態。正因如此，早年的留學生們都特別地關注大學問題。我這裏例舉的是胡適早年在美國留學時寫的《康南耳君傳》。這本書寫的是現在著名的康奈爾大學的創始人康奈爾（當時譯為“康南耳”）。康奈爾平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創辦了北美電報公司，另一件就是和白博士一起創辦了康奈爾大學。在他晚年病重的時候，他還對白博士說：“天不能再借我二十年，再賺得一兩百萬金，以供大學之用，這是我最痛心的事。”美國人有錢以後，或做慈善或做教育，而辦一座大學是最值得驕傲的事。
作為象徵的大學
談到大學，今天最容易被談到的是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在1937年到1946年總共九年間，共培養了八千多名大學生，其中三千畢了業。日後我們知道西南聯大很了不起，出了一大批人才。有關西南聯大的資料和文本，第一種是1946年的《聯大八年》，這是學校校友們關於校園的各種各樣的記錄。第二種是學校教授、老師關於學校生活的回憶。還有就是以日記形式記載的西南聯大的點點滴滴，其中最著名的是《吳宓日記》。還有三個文學家值得注意。第一個是鹿橋，他寫的《未央歌》在臺灣是每個大學生必讀的書籍，以此來理解那個時候的西南聯大。第二是汪曾祺，他的幾篇散文，比如《泡茶館》等等對於我們理解西南聯大生活特別有幫助。還有一位是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她當年是西南聯大附中的學生，寫了《南渡記》、《東藏記》等懷念西南聯大。
我提醒大家的是：作為象徵，不僅僅是西南聯大值得我們追憶，還有好多好多大學值得我們追憶，特別是一些在歷史上有深遠影響而不知名的學府。我曾經專門研究過唐文治先生辦的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無錫國專在培養文史類人才方面的成就可以和清華大學國學院相提並論；另外是錢穆在香港辦的新亞書院。他在《師友雜憶》裏描寫了西南聯大的生活，還寫了他辦“新亞書院”的歷程。辦漢學，而且辦出有性格的大學，新亞書院值得注意。還有一個是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是一位華僑領袖——陳六使，一位新加坡的華裔，號召在南洋的華人一起辦的一座大學，以華文教學，傳播中華文化，當時得到所有華人的積極回應，包括三輪車夫在內都慷慨解囊。南洋大學1955年開始創辦，中間歷經波折。1980年，南洋大學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南洋大學的舊址上建立起來了南洋理工大學。
西南聯大、無錫國專、新亞書院、南洋大學，我們今天還要談到他們，關鍵在於他們的精神。現在很多大學過於注重經費、排名、獲獎，而忽視了大學的精神。我看了西南聯大的照片特別感動，他們的那種精神是寫在臉上的。雖然穿得破破爛爛，但是一個個站在那兒都很精神，比我們大學合照好看多了。大學精神要談論，不談論它就會消失。談論它，繼承它，發揚它，它才能延續下去。
作為箭垛的大學
如何看待知名度提高，譽之所至，謗必隨之，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從我所在的北京大學說起。在四年前《泰晤士報》的一份排名上，北京大學在全亞洲排第十七，我覺得這肯定不是北大真正的排名，而是中國大學在亞洲的水準。第二年排第十六，第三年第十五，超過日本東京大學，第四年十四，然後今年是第三十八位。人家問我，你們北大怎麼落後這麼多？我說，北大既沒落後也沒退步，而是排名的問題，和我們沒關係。
為什麼北大經常成為頭條新聞，而且去年以來“負面新聞”越來越多？以前是教授抄襲、學生賣豬肉，今年是引進人才有假、限制遊覽、亂建五星級賓館等。這些針對的是整個學校的形象而不再是個人。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因政治活動而名聲大噪，胡適說：“暴得大名，不詳。”一直到今天都有人跟我講北大是學術聖地，別的大學墮落沒關係，但是北大不能墮落。上世紀三十年代，張愛玲寫的小說中說道：“香港是個誇張的地方，在這個地方摔一跤比其他地方疼”。我想說，北大也像香港一樣，也是一個誇張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也比較容易摔跤，摔得也比其他的地方疼。
作為景觀的大學
我將劍橋大學作為景觀來描述，不是對它悠久的歷史、輝煌的學術成就的褻瀆，而是想說明他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有多重。這跟一位著名的詩人徐志摩是分不開的，因為中學語文課本裏出現了《再別康橋》，所以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英國有個劍橋大學，外國著名的大學這麼多，唯獨劍橋最為知名。我說的不是學術界，我說的是大眾知名度。所以我說徐志摩是劍橋大學的形象代言人。
說到《再別康橋》。我們很多人都知道“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作別西天的雲彩。”這首詩裏有多少浪漫的情懷，甚至讓今天的很多人把他當作旅遊指南，但是我想說的是對於劍橋來說不僅僅有這些景觀，更重要的是它的學術成就。
比《再別康橋》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橋》。因為人們在去康橋之前，都會想劍橋有哪些值得流覽的景觀，但在讀《再別康橋》的時候，人們發現其中所包含的資訊量幾乎為零，因為沒有人名，沒有地名。而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裏，介紹了草坪，建築，當然還有很有名的那句“我這輩子就只那一春”。
蕭乾也在康橋留過學，他的著作叫《負笈劍橋》。抗戰的時候，作為《大公報》的記者，他在英國採訪，同時在劍橋讀書。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知道怎麼寫能夠攜帶最多的資訊量。他在文章中，抒情筆墨不多，夾敘夾議，介紹了劍橋的歷史，學生活動，學術成就等等，著重提到劍橋對真理的追求。
作為文物的大學
我所說的文物，是指凝固的歷史和文化，以及作為精神的守護和見證的那個老房子。大學校園影響學生的情趣，影響學生的趣味，也影響學生的自我期待。我談大學的建築，關心的是建築的文化內涵，而不是建築的外形。房子蓋得好不好，是建築學家關心的事，不是文化人要關心的，文化人要關心的是在房子裏面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現在的人談論大學動輒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卻忽視了中國古代的書院歷史。我說這樣的改革是找不著北的，中國的書院傳統是今天中國大學改革的重要的參照系。
1992年的一個下午，我第一次拜會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門口那副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和書院內的“悼孔詞”以及那顆閱盡滄桑的“漢封將軍柏”讓我肅然起敬。從那以後，我每到一處必然回去尋找書院的遺址，希望能編一本《中國書院史》。
諸位都瞭解梅貽琦先生講過的話：“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但這麼說並不是漠視校園裏面作為物質形態的大樓。實際上，大學裏的建築無論高低雅俗，都鐫刻這這所大學的風雨歷程，是引導我們進入歷史的最佳地圖。那些發生在建築裏的人物故事，連同那個飽經滄桑的老房子，早就成為大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過去寫《老北大故事》，很多靈感都是借助於這些建築和建築遺存。
老學生們對於大學的回憶一半來自於給自己傳道授業解惑的學者，另一半留下來給那些有過自己青春印記的校園建築，所有的老校友回到學校發現校園裏面已經面貌一新，再也找不到我認識的地方，再也找不到那顆熟悉的老樹，或者那座古老的教堂，對於老校友來說青春的記憶基本上是找不回來了。你可以想像老校友回到校園後沒有想像，沒有記憶，也就沒有認同感。大學靠兩種東西凝聚，第一種是老師，第二種是校園。這兩樣東西，老師退休了，校園變了，大學也就沒有認同感了。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整齊劃一的大學城時代。但很多都是嶄新的，人造的，五點鐘以後沒有三十歲以上人在的大學城，我覺得很可惜。五點鐘以後沒有三十歲以上的人在的學校不是一個好學校。大學城只考慮學生不夠，應當還考慮老師，應該讓老師和學生生活在共同的校園裏面，這才能夠讓學校合理健康成長。我聽說浙大的教師宿舍就建在學生宿舍後面，我覺得非常可喜。
汪曾祺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香港的大樓和北京的大樹》。書中說：“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然而沒有喬木，也就不能稱其為故國，至少在明朝的時候，北京的老樹就有名了，北京有大樹，北京才稱其為北京，在舊城改造中假如老樹沒有了，都只剩幼苗，那麼北京也就不稱其為北京了。”套用一句話來說，大學校園沒有飽經滄桑的老房子，也就不稱其為歷史悠久的著名大學。